学术交流
服务本位与平台逻辑:社会组织改革发展方向宣传的思考 ——兼论“增收益”表述的边界
摘 要:近年来,一些面向社会组织从业者的培训与传播话语,把社会组织的职能概括为“搭平台、聚资源、交朋友、拓市场、增收益、促规范、保运营、强党建”八件事。这一表述强化了规范与党建,却因“增收益”一语未加限定,容易被理解为社会组织自身应当在市场中做大做强、成为独立的经营性实体。本文认为,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尺度不应是自身收益,而应是会员发展与行业进步;文章从非营利法人的制度属性出发,辨析“平台”的两种含义,指出社会组织是会员与行业的公共服务平台,而非交易撮合平台,其经营性收入只能作为实现宗旨的手段,收益与结余不得在会员中分配;进而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出发,论证“会员本位”是社会组织公信力的生成机制;最后提出以服务指标替代营收指标的评价转向,并对行政化、商业化、空壳化三种异化倾向提出治理路径。
关键词:社会组织;行业协会商会;非营利法人;会员本位;党建引领;公益性
1 问题的提出
一句口号的生命力,往往在于它足够短、足够顺口,也往往因此丢掉最要紧的限定。近期一段流传较广的宣传视频,把社会组织“应该做的八件事”概括为“搭平台、聚资源、交朋友、拓市场、增收益、促规范、保运营、强党建”。八个动宾短语,节奏整齐,把社会组织日常工作的几个面向都点到了,作为工作方法的提示并无大错。但细究之下,这组表述存在一个结构性缺陷:八件事里七件事讲的都是“怎么做”,没有一件讲清“为谁做”;而被放在“拓市场”之后的“增收益”,恰恰是最需要说明主语和归属的一句,却被留白。
留白之处最容易被填补成相反的意思。在“拓市场—增收益”的顺承结构中,读者极易得到一条行为链条的暗示:进入市场,然后获利;获利的对象,自然是组织自身。于是“增收益”被读成“社会组织要在市场中把自己做大做强,成为一个有盈利能力的经济实体”。这种读法并非苛求,而是汉语语序给出的自然联想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这类话语的接受者主要是组织专职秘书长、分支机构负责人、准备入行的年轻人,他们需要的正是明确的边界;一旦边界模糊,实践中就会长出“把分会办成公司、把学术会议办成展销会、把会员当客户”的偏差。
因此,本文要回答三个问题:社会组织能不能谈收益?如果能,应当增谁的收益?所谓“平台”,究竟与商业平台是不是同一种平台?回答这三个问题,既是正本清源,也关乎社会组织深化改革的方向不被误读。
2 “八件事”的再审视:方法清单与目的缺位
2.1 七件事的合理性与共同局限
先肯定其合理内核。“搭平台”说的是组织形态,社会组织本身就是把分散的主体聚合成集体行动能力的制度装置;“聚资源”说的是要素整合,把专家、技术、数据、渠道汇聚起来形成公共资源;“交朋友”说的是网络效应,行业信任大多在非正式交往中沉淀;“拓市场”若理解为替会员开拓市场、为行业争取空间,则是行业组织的本分;“促规范”说的是行业自律与标准供给;“保运营”说的是内部治理与财务可持续;“强党建”说的是政治保证。七件事基本覆盖了社会组织的运行要件。
但七件事有一个共同局限:它们都是手段,都是“能力项”,没有一项回答价值立场。手段清单若不与目的绑定,执行力越强,偏离越远。一家机构完全可以把七件事都做得漂亮,却在“为谁服务”上彻底走偏——平台搭得很热闹,聚的是可以用来变现的资源;朋友交得很广,交的是可以导流的客户;市场拓得很开,拓的是组织自己的营收盘子。这不是危言,而是社会组织领域已经出现过的具体教训。
2.2 “增收益”的三重歧义
问题的症结集中在“增收益”三字。它至少有三重歧义,且都指向不同结论。
其一,主体歧义——增谁的收益?是会员企业的经营收益、行业整体的效益,还是社会组织自身的资产收益?三者法律性质完全不同。前两者是社会组织存在的理由,第三者则受严格限制。
其二,性质歧义——是“效益”还是“利润”?效益指服务产生的实际改善,可以用会员满意度、技术转化率、基层覆盖人数来度量;利润指收入减去成本后的可分配剩余,是商业语汇。将两者混用,等于把公益组织的成绩单改写成利润表。
其三,归属歧义——收益归谁所有?社会组织没有股东,不存在剩余索取权;结余只能继续投入宗旨业务。若“增收益”被理解为“组织可以积累并支配收益”,则与法定属性直接冲突。
歧义不是修辞问题。当一个概念同时兼容三种解释时,实践中人们必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种。对专职管理者,最有利的是第三种;对会员,期待的是第一种;对监管者,只承认第二种。三方各取所需,共识便在词语的缝隙中消失。
2.3 传播场景的放大效应
口号式表达在传播中会进一步衰减信息。视频、短视频、培训课件为了可记可传,必然删去条件从句。“在服务会员的前提下增加行业效益”这样的完整表述,会被压缩成“增收益”三个字;三个字再被转述时,连“行业”也一并脱落,只剩下“要挣钱”。基层执行层往往据此设置内部考核,把创收额写进分支机构年度任务;外部观察者据此判断社会组织“也在做生意”,进而对其公益性产生怀疑。一句本意不错的方法提示,就这样在传播链条上完成了语义反转。
这种反转已经产生现实后果:会员开始追问“会费到底买到了什么”,监管部门在涉企收费、评比表彰、学术会议赞助等环节持续加码核查,而一些分支机构则在“创收”与“合规”之间左右为难。词语的模糊,正在转化为治理的成本。
3 法理定位:非营利属性与“平台”的两种含义
3.1 非营利法人:对“自身收益”的制度性否定
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、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。非营利法人是“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,不向出资人、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”,社会团体法人是其中的典型类型。这一界定包含两个要点:成立目的不是营利;所取得利润不得分配。前者管动机,后者管结果,二者共同构成社会组织的身份底线。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进一步落地: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;社会团体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私分或者挪用;经费以及合法收入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,不得在会员中分配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则对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提出同样要求,并明确其财产及其孳息不得在发起人、捐赠人或者组织成员中分配。
需要准确理解的是:非营利不等于不能有任何经营性收入。民政部在解读慈善组织属性时明确指出,非营利性“不意味着不能从事一定的营利性行为,而是要求其营利性收入只能继续用于慈善事业,不得进行分配”。这一区分极为关键——社会组织可以有“经营性收入”,但不能有“经营主体地位”;可以参与市场,但不能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分配。
由此可以给“增收益”划出三条法定边界:一是相关性,收入须与章程宗旨相关,不得脱离业务范围另辟财源;二是不分配,结余只能回流宗旨业务,不得以薪酬、奖励、分红等任何形式向会员或个人输送;三是不挤占,经营性安排不得挤压公益服务与学术主业的投入。三条之中,任何一条被突破,“增收益”就从正当手段变成违规行为。
3.2 两种“平台”:公共平台与交易平台
“搭平台”是八件事中最容易被误读的第二个词。平台在当下语境中几乎等同于商业平台:撮合交易、抽取佣金、变现流量,以成交额论英雄。社会组织确实也是平台,但它是另一种平台——会员共有、行业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,其产出是标准、自律、学术、人才、诉求表达等公共品,而不是可交易的标的。二者的差别不在技术,而在产权与目的,具体比较见表1。
表1 商业交易平台与会员公共服务平台的属性比较
比较维度 | 商业交易平台 | 会员公共服务平台(社会组织) |
生存来源 | 交易撮合抽佣、流量变现、资本投入 | 会费、捐赠、政府购买服务、与宗旨相关的服务收入 |
核心产出 | 成交额,即可计量的交易规模 | 标准、自律、学术、人才、诉求表达等公共品 |
成员关系 | 双边用户,平台居中获利 | 会员是组织的主体与委托人,组织是受托人 |
剩余归属 | 股东按出资分红 | 无股东,结余不得分配,只能回流宗旨业务 |
绩效尺度 | 规模、增速、利润率 | 会员满意度、行业进步、社会效益 |
退出安排 | 资本退出、并购重组 | 清算剩余财产转给宗旨相同或相近的组织 |
注:表中“社会组织”指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法人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语境下的通称。
表1表明,两种平台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剩余索取权:商业平台存在股东,因而必须把规模转化为利润;社会组织没有股东,因此没有把规模转化为利润的内在动力,也不应被要求这样做。社会组织的“平台”之所以有价值,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抽佣的中间商,而是一个降低行业交易成本、供给公共品的组织者。把社会组织做成“京东淘宝式的平台”,不仅于法无据,而且会摧毁它唯一的竞争优势——会员信任。
3.3 经营性收入的正当边界
现实中的社会组织并非不沾经营。开展培训、出版、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承接政府购买服务,都是常见且正当的收入来源。判断其是否越界,不看金额大小,而看三项:是否在章程业务范围内、是否按自愿有偿原则、收入是否全部用于宗旨业务。只要三项成立,收费就是服务对价,而非经营牟利。
与之相对,有三种情形必须明确列为禁区:一是以收费代替服务,收了会费不办事,或以“不缴费则不提供服务”倒逼会员;二是强制或变相强制收费,把本应普惠的行业公共品设成收费门槛;三是借分支机构变相经营,把分会办成加盟商、把专业委员会办成项目公司。这三种情形,正是“增收益”被误读后最可能长出的现实样态,也是近年来涉企收费治理、社会组织乱象整治的重点。
4 理论溯源:从“为人民服务”到“为会员服务”
4.1 宗旨的同构性
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一宗旨在国家治理中展开为一条清晰的逻辑:国家的力量不来自国家自身,而来自人民的满意与拥护;政权之所以巩固,是因为它把人民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”,讲的正是这个道理。
社会组织与它的会员之间,是同一种结构的缩小版。社会组织的权威不来自它自身的资产规模,而来自会员的认可;它的影响力不来自账面上的营收,而来自它为会员、为行业创造了多少公共价值。把“为会员服务”确立为本位,不是道德倡导,而是组织存续的机制性要求。
4.2 会员本位:公信力的生成机制
社会组织的资源结构决定了它必须走会员路线。会费是基础性收入,志愿服务与专家奉献是重要投入,会员的参与是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。这意味着,社会组织与会员之间不是一次性的交易关系,而是长期相互的关系:组织提供服务,会员回以信任、参与和资源;会员越强,行业越强;行业越强,组织越有号召力。这个正循环的起点只能是服务,不能是收费。
公信力因此可以被拆成两个可管理的要素:可预期的服务与可监督的治理。前者要求组织把服务做成稳定的制度供给,而不是随机的人情往来;后者要求财务、决策、分支机构管理向会员公开,接受会员代表大会、监事会与党组织的监督。当二者同时具备,会员的反哺就是自然发生的;当二者缺一,即便营收数字漂亮,组织也只是在透支信用。
4.3 头部引领:组织的位置在“台下”而非“台上”
有一种误解,认为社会组织要发展,就必须自己成为行业里最强的那一个。这是把组织与会员放在了同一个赛道上。社会组织的职能不是自己去做头部,而是发现头部、服务头部、引导头部,让龙头带动全行业。以中医药领域为例,名老中医的经验、龙头医院的临床路径、经典名方的产业化能力,都是分散在会员手中的资源;社会组织的价值,在于把这些分散资源组织成标准、课程、共识和可复制的服务方案,使之成为全行业可用的公共品。
这种“组织者”角色有一个天然约束:一旦组织自己下场经营,裁判便成了运动员,公共品的供给必然让位于自身收益,会员也会迅速察觉并退出。这正是社会组织不宜做成经济实体的深层原因——不是不允许,而是做不好,且一做就失去存在理由。
5 政策指向:改革要的是规范与质量,不是创收
5.1 改革主线的一贯性
2016年8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,明确要求正确处理政府、市场、社会三者关系,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,激发内在活力,促进社会组织真正成为提供服务、反映诉求、规范行为、促进和谐的重要力量。这一文件确立的坐标是“三者关系”,而非“经营能力”;社会组织被定位在社会领域,而不是市场领域。
2024年7月,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,在“健全社会治理体系”部分明确提出“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”“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”。与此配套,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持续推进,全国约7万家行业协会商会完成脱钩,政会不分、管办一体的突出问题得到解决;统一登记、各司其职、协调配合、分级负责、依法监管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。
梳理这条主线可以发现,改革的关键词始终是“去行政化”“规范化”“高质量发展”,从未把“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营利能力”作为政策目标。相反,伴随改革而来的是一系列约束性要求:规范涉企收费、清理评比表彰、加强分支机构管理、严格学术活动中的商业行为。政策的方向是让社会组织更纯粹地做社会组织,而不是更像企业。
5.2 党建引领的功能是“把方向”,不是“加指标”
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、理顺行业协会商会党建管理体制,是近年来社会组织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之一。党建全覆盖的制度意图十分清楚:在社会组织中确立政治核心,保证其发展方向不偏移、公益属性不褪色、重大事项有把关。党章与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(试行)》赋予党组织的职责,是教育、管理、监督党员,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依法执业、诚信从业,而非承担经营指标。
这一点在实践中尤须厘清。如果党组织把“增收益”当作考核内容,就等于用政治权威为商业化背书,其后果比一般的经营冲动更严重——它会让商业逻辑获得正当性外观。党建的正确定位,是在重大事项前置研究中守住三条线:方向线,即业务活动是否符合章程宗旨与国家战略;公益线,即收益分配、收费行为是否越界;纪律线,即是否存在利益输送、商业背书、借名营利。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,落点始终在此。
5.3 监管与培育并重
当前的管理取向是“监管与培育并重”。培育意味着在购买服务、人才、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;监管意味着在收费、评比、分支机构、财务、对外合作等方面划出红线。二者并不矛盾:越是给予公共资源支持,越需要证明组织把资源用在了公共目的上。社会组织的“收益”,因此应当被理解为“公共资源使用所产生的社会回报”,而不是组织自身的财务所得。
6 三类异化及其治理
把“增收益”放在不恰当的位置,实践中会催生三种异化形态,且往往相互交织。
一是行政化,即把自己办成“二政府”。靠主管部门发文推动、靠评比授牌收费、靠行政资源维持影响力。脱钩改革已在制度上切断这条路,但路径依赖仍在,一些组织仍习惯以“准行政”身份获取资源。
二是商业化,即把自己办成公司。这是“八件事”误读最直接的后果:把分支机构设为利润中心,把学术会议办成招商平台,把专家资源当作可以导流的渠道,把会员名单当作可以变现的资产。其典型表征是学术议程被赞助额度改写、企业产品获得学会背书、参会人员信息流向赞助方。
三是空壳化,即只收钱不办事。组织架构齐全,活动寥寥;会费照收,服务缺位;牌子挂满,无人履职。空壳化看似“不折腾”,实则是对会员信任最彻底的消耗,也是社会组织开展乱象整治中最难纠正的一类。
治理这三种异化,靠的不是再喊一遍口号,而是把边界写进制度:章程明确宗旨与不分配条款;分支机构管理设负面清单;学术活动赞助签订合规协议,明确不提供名单、不背书产品、不承诺职务;薪酬与结余处置接受审计与公示;重大事项由党组织前置研究。制度一旦落地,“增收益”的歧义便无从发挥。
7 路径选择:六个转向
其一,定位转向:从经营主体回到服务主体。社会组织的身份是受托人,不是市场主体。所有业务设计都应回答一个问题——这项安排让会员得到了什么,而不是让组织得到了什么。
其二,表述转向:把“增收益”改写为“增效益”。一字之差,主体归位。效益包括会员单位的经营效益、行业整体的发展效益、公众获得的健康效益;组织自身只保留一个财务目标,即“保运营”——收支平衡、可持续、有应急储备,仅此而已。这个目标在八件事中已经由“保运营”承担,无需另设“增收益”。
其三,平台转向:做公共平台,不做交易平台。平台的产出应是标准、共识、课程、数据、人才、诉求渠道,是可以被全体会员无偿或低成本使用的公共品。凡需要以“撮合交易、抽取佣金”为核心收入的平台设计,都不属于社会组织的业务范畴。
其四,评价转向:以服务指标替代营收指标。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包括:服务覆盖的会员数与基层机构数、学术活动的质量与成果转化、行业标准与共识的供给数量、会员满意度、合规记录与信息公开程度。营收增长率不进入考核表,创收额不作为分支机构的任务指标。
其五,治理转向:让会员真正成为主体。会员代表大会实权化,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民主程序;财务与决策向会员公开;负责人薪酬与结余处置接受监事会与党组织监督;分支机构负责人由集体研究产生,不得以赞助、缴费换取职务。
其六,党建转向:把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。厘清前置研究事项清单,把方向、守公益、防风险;把意识形态审核、学术诚信、廉洁从业要求嵌入会议、课件、出版、科普各环节;以党组织的组织力带动会员凝聚力,而非以党建名义分解经营任务。
8 结语
社会组织的改革方向,说到底是一个“为谁存在”的问题。它的力量来自会员,它的合法性来自公益,它的前途取决于行业而非自身。搭平台,是为了让平台上的会员站得更高;聚资源,是为了把资源变成行业共享的公共品;交朋友,是为了在信任中降低行业的合作成本;拓市场,是为会员开拓空间,而不是为自己开辟财源。至于“增收益”,只有一种理解站得住:让会员有效益,让行业有进步,让公众有获益;组织自身所得的,应当只有继续服务的能力。
这与我们国家的治理逻辑是同构的。国家强大,不是因为国家为自己积累了多少,而是因为人民满意;社会组织有威望,也不是因为它积累了多少,而是因为会员认可。把会员的发展放在首位,组织就会得到会员的反哺,公信力就会增长,威望就会积累,事业就会发展——这条因果链,任何短期创收都无法替代。
此平台非那平台。认清这一点,社会组织深化改革才不至于在“做大做强”的想象中迷失,才能真正走稳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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